分期

当代新儒家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哲学家为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1950年至1979年为第二代，代表哲学家为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哲学家有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等。其中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曾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强调“心性之学”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

贡献

据台湾东海大学荣誉教授蔡仁厚在2005年6月1日在香港《成报》发表的“当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可分为以下五点：

表述心性义理：使三教智慧系统焕然复明于世

发挥外王大义：解答中国文化中政道与事功的问题

疏导中国哲学：畅通中国哲学史演进发展的关节

消纳西方哲学：译注三大批判融摄康德哲学

会通中西哲学：疏导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1949年前后，钱穆、唐君毅等不少新儒家学者均因时势动荡而居于香港，并在港设立新亚书院，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作出不少贡献，并被视为宋代书院文化的延续。

新儒家可有两种理解

(1)指宋明时期的儒家各学派，如“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等(参见本书“理学”条)。

(2)更普遍的指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这一学派力图在现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为了区别这两个不同内涵的学术流派，后者又往往被称为“现代新儒家”。这里我们是专指“现代新儒家”。

新儒家的学说被称之为“新儒学”，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并称的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代表。新儒家号称是接着宋明理学来讲的，他们所重视的是儒家的心性之学，把它看作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和开发现代科学与民主事业的根据。新儒家的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哲学，他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陆、王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道统”；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义，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统一；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文化吸纳和会通。

新儒学的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下六个要点：

一、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本体论，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论，它把天地生生之德与人性内在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内外合用的政治思想、诚明能合的人生修养、知行合体的社会实践哲学。这种哲学避免了西方哲学中那种本体与现象、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对立，达到了所谓“体用不二”的高度。新儒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的一部分内容以充实自己的理论，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新实在论的逻辑原则、康德的“自由意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等。

二、强调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他们的所谓方法首先是体验本体的方法，其次才是认识现象的方法，而其基本原则就是以直觉为体，以理智为用，力图既把握本体，又不忽视现象。这种方法论不仅有传统儒学的因素，而且也包含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

三、在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新儒家把世界区分为“本体世界”与“物理世界”，或“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前者是真善美和道德形上学的根据及人生价值之所在，哲学的任务就是用实践理性的直觉体验去把握“本体世界”或“价值世界”，而科学只能用理智分析的方法去认识物理世界的事实；哲学追求人生价值、运用价值理性，科学追求物理变化、运用工具理性；中国哲学主要是价值哲学、人生哲学，但忽略对物理的认识，没有形成精密的逻辑；西方哲学主要是认识哲学、逻辑哲学，所以自然科学发达，但没有真正达到对人生价值的认识。

四、中国哲学“内圣强，外王弱”，在现代条件下，“外王”就是科学与民主，因此必须由“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具体方法就是通过所谓的“良知自我坎陷”，由“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从道德开出科学与民主。

五、从儒家文化背景出发也可以进入资本主义。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就是以儒家思想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的模式，它既不同于西欧、北美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东欧、前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儒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在近几十年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已经初步取得成效，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就是例证。

六、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现代化，而且可以世界化。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出现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严重不平衡的危机，人们在享受发达科技的同时，明显地感到人的价值意义的失落。中国儒家思想的世界化有助于解决“后工业文明”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儒家思想在继先秦至隋唐的第一期发展和宋明的第二期发展后，完全有可能进入“第三期发展”，“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将可能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新儒家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有关新儒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等问题，目前学术界有许多不同说法，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港台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从八十年代开始，有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从理论发展阶段来看，新儒家的学说大致又可分为四个理论阶段：

第一阶段：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他们援佛入儒，融合陆王心学、佛教唯识宗名相学说和西方哲学中柏格森生命哲学等，建立了生命哲学的“体用不二”的心性本体论，在比较中、印、西思想文化差别的基础上，力求发扬传统儒学中的心性理论，适应科学与民主的新潮流，以创立新的儒家思想体系。

第二阶段：以冯友兰、贺麟、张君劢为代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也不同意中国文化本位论，他们要接着宋明理学讲，贯通中西哲学，试图建立所谓的“新理学”和“新心学”或“心物平行”的心性理论。

第三阶段：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他们继承熊十力、梁漱溟爱佛入儒的方法，又重新引进康德的道德哲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建立起了以“良知”价值主体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的心性学说。

第四阶段：以杜维明、刘述先为代表，他们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思潮诠释中国传统哲学。提出“对话”理论，在超越的层面上与基督教对话，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对话，力图谋求人文价值与科技成果的平衡。主张发展儒家资本主义，认为儒学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

新儒家的理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较突出的缺点是：　

一、把多元的、多民族、不同时空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的。

二、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负面影响，不是低估就是视而不见，即使有一点批判也往往是轻描淡写的。

三、过分强调了道德的作用，没有找出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可行性途径，他们的理论大多带有一厢情愿的、纯理论的色彩，尤其是他们集中于阐发了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具有明显的唯心论倾向。

总之，新儒家和新儒学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一切将有待于今后的事实来回答。

关于新儒家的新认识

新儒家又称新儒学，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

儒学的未来展望

由于人们对于儒学的认识和评价的不同，因而对儒学未来也有不同的展望。依我个人肤浅的看法，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与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所以，对于儒学的未来发展，我是抱乐观态度的。当然，要获得这种发展的前提，首先要求儒学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既要继续吸收和融会本国各学派的精华，更要积极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对儒学自身已有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概念、命题等，“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作出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新诠释。在这方面，我认为经过二十年代以来的各派新儒学，包括当前称之为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一大批学者，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还有许多至今已取得的成果与经验教训等，都证明了儒学现代发展的可能和必要。

对于当前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为推进儒学的现代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一直是十分赞赏的。但是在儒学未来发展的取向上，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提出的“三统并建”说，我是不敢苟同的。所谓“三统并建”，最早是由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他在１９４８年《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中说：“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以后，在１９５８年由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四人联合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也再次强调要发展儒家的“心性之学”，并“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这也就是当代新儒家所谓的，儒家的当前使命主要是要从“内圣外王”之学中开出“外王事功”这一面的具体内容。牟宗三在１９７９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坚持了这样的立场，他说：“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时代与感受》）

诚然，科学与民主是今天这个时代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否能够，或者是否需要把它纳入儒家“继续政统”和“建立学统”的范围？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贺麟先生四十年代谈及“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曾特别指出：“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说明的是，贺麟先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儒家思想，而是反对当时有些人简单比附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做法。如他说：“因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有其独立的领域。……一个科学家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许信仰基督教，也许皈依佛法，也许尊崇孔孟，但他所发明的科学，乃属于独立的公共的科学范围，无所谓基督教化的科学，或儒化、佛化的科学。反之，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亦无须求其科学化。换言之，即无须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儒学的发展取向，我想在贺先生的话上再加上一句，即“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政治，也无须政治化的儒学”。我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不必要把儒学与自然科学生拉硬扯在一起，而从历史的进化着眼，更不应当再用儒学一统天下的思惟模式去考虑问题，把儒学与“继续政统”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在儒学中是可能提取出许多启发和促进科学发展，以及改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思想理论成分。相反，儒学中的许多思惟方法对克服西方实证科学思惟方法中的某些片面性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同样，儒学中许多政治理想、治国原则，官僚人格等理论对改善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环境等也是甚有裨益的。但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新的阐发，完全是凭借其学理上的深刻性和说服力去影响社会的，是与其他中西各家学说的一种自由、平等的竞争。当代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汇通中西文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努力以现代精神诠释儒家思想理论，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其精神也实在令人钦佩。当代新儒家坚持“返本以开新，守常以应变”的传统原则，这是一条极富辩证思维的原则。然而，由于他们大多带有某种程度儒家一统的感情色彩和思维模式，因而在努力完成“光大道统”、“继续政统”、“建立学统”的文化使命中，留给一般人的印象却是“返本”、“守常”有余，而“开新”、“应变”不足。而“三统并建”之取向，也极容易引起一般人，特别是青年人的逆反心理而拒斥之。

所以，有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时代的进步趋势，当代新儒家提出把开“新外王”（以“三统并建”为核心）作为当前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是很值得商榷的。就当今社会的现状和发展来看，把传统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是必要的，是有利于儒学的发展的。因此，相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注重于开出“新外王”的取向，我认为，开出儒学的“新内圣”之学似乎更为社会所需要，并且具有广阔而深远的发展前景。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儒学中那些有关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我们如果能密切结合时代的问题和精神，把儒家这些学说中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充分阐发出来，则必将大有益于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并获得其相应的种种事功（这也可称之为“外王”）。而古老的儒学，也将由此萌生出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

２、儒家学派的一般特色

它是一种重视今生及关心社会的学说。孔子致力于在封建的体制内，或封建与公卿大夫制的体制内，追求社会的公正平允，他大概不以为当代的弊病可于封建制度之外谋纠正。毋宁可说他主张回到最纯粹的古圣先王之道。在他那时代很自然的将理想的历史来支持伦理的观念，孔子尝自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要了解孔子，必先明了他的时代。孔子对于治理庶事的兴趣，似乎枯燥平庸。但我们要了解他是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国与国之间时起干戈，小者弱者成为大国的战场，法律与秩序只凭个人的武力与诡谋来维系。贵族的狩猎，战争，与骄奢的生活，使得平民困苦，生命犹如草芥，对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孔子的思想有其革命性的，虽然论语里有许多对于君主及公卿的话，在今日读起来，似乎是“迂腐的训词”。只要我们了解这时代背景，便可了解这些是对于当时的弱点及罪恶所作的剀切谴责之词，并且所谴责的人物都有权有势，能够轻易的将他杀害。

孔子无疑的是个最伟大的教育家。在他之前我们只知道有教射的学校。他是第一个人明白的说“有教无类”。受教于他，准备从政及从事外交的人，都可不必顾虑到家世出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日后仕宦制度的起源，有志于学的人便可不必问身世，以学者或官吏的身份，为君主服务。孔子常言从政的荣誉。至于孔子如何教诲他的弟子，可从他的弟子曾参所说的知其梗概。曾子曰：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在另一处，孔子答问“仁”曰：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门弟子前期者多任列国之公卿，后期者多从事教育及社会哲学。姓名事业可考者颇不乏人。

使教育不受阶级特权的限制，没有问题，是个具有革命性的主张。固然这个主张导致学优而仕的官僚政治，如前面所说但也含有近代民主主义之要素。关于孔子究竟具有若何程度的真正民主思想，论者的意见甚不一致，但这个问题却是我们当明了的，因为民主思想与自然科学，从社会学观点着眼，有重要的关系。顾颉刚７认为孔子根本是支持封建社会的；梅思平１认为他是大反革命者。在中国这个问题自然与当前的政治问题及守旧人士的尊孔极有关系。但有其他学者，如郭××则着重孔子生活与学说中的革命思想，并以孔子的同情于鲁国三桓的叛臣为例。

孔氏门徒且有被指为鼓动叛乱者见墨子与庄子，墨氏与庄氏门徒是深知叛乱起于民不聊生的。第一个揭竿而起叛秦的陈胜，自称“张楚王”，他就是以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为其谋士，此学人于公元前２０８年陈胜败亡时死之，孔氏与墨氏门徒曾有多人趋附于他的旗帜下。

孔子似乎是主张治理国家应以全民的福利与快乐为依归。达到此目的之方法，不是严格执行人为的法令，而是要善于运用视同天道天然法令的良好风俗习惯，能运用得宜的人需具有真正的智慧，学识与同情。这样的人才必广事寻求。治世才子，不需要门第地位与财富，他只需要适当的品格与学识，这是良好教育所能培养的，所以教育应当普及。

由以上所说，可得一个对于科学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倘使人人可受教育，则每个人都能认识真理，只需要教育，经验与才能，增加他的辨识能力，他便可成为“观察集团”之一员。儒家学者了解这个智识的民主主义而且孔子常训告他的弟子“多闻阙疑”，并称许“史之阙文”宁留空白，不勉强写入疑似之辞。且曾说；

“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对于现代从事科学的学者，这是一句很好的训词。但早期的儒家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比起对人事的兴趣少得多。孔子曾勉励其弟子学诗，举列其他理由之外，说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也曾说同意南方人的谚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有迹象显示孔子大弟子之一曾参，对于科学有兴趣，可与后来的自然学派阴阳家比拟。但亦只有如此。

儒家认为宇宙天、以道德为经纬。他们所谓“道”，主要的意思是指人世社会里理想的境界。这个意思在他们对于精神世界及对于知识的态度昭示明显。他们固然没有将个人与社会的人分开，也未曾将社会的人从整个的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素来的主张是研究人类的唯一正当对象是人的本身。

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里，儒家对于那些以科学来了解自然，及寻求工艺的科学根据及发扬工艺的技术都持反对的立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这还可认为是对于传统的技术人的谦词，但不幸的是下面几句：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若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可是两千年的历史显示礼、义、信、三者不足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虽然如此，孔子的主张有其伟大之点。兹再征引几句，以示孔子的关心社会。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在早期儒家学说中，道德与政治视为合一不分，主政者视同家长，君正则民无不正。至于何者是德性，和平公正，意至明确绝无模棱。依据论语某章较后之儒但犹在汉代之前发挥“正名”学说。此学说在纪元前三世纪之荀子荀卿学派最著称。名词使用之慎重，含义之深刻，可于古史春秋所载三十六个君主被杀之纪载见之。或曰“被弑”含有杀者有罪之义，或曰“被杀”含有杀者合法之义。杀者所以被认为合法，因为被杀者失其为君之道。孔子的学识具有民主思想，认为一国之君，名为受命于天，实为得之于人民，有天命自我民命之意。此学说在孔子之后的一百年，孔学传人孟子，特加发挥。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宗教学家所争辩的人民是否有权利对于不遵守教义的君主反叛问题，在两千年前儒家早有定论。儒家对此问题之革命倾向，同时又主张保持正统后来之儒家多作如此主张大概是因素之一，使后世之士大夫可以不为朝代更易所困扰。

下列几段言论可印证以上所说：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至于孔子如何训练他的门徒以仕宦之道，可于下列两段见之：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所言的“道”是社会中人与人正当相处之道，是以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就是一个合作社会的道理，在如此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而没有冲突。但这被认为是包含在整个自然的道理中，所以人的善良与利群，是与宇宙间最高的权威相配合，这个最高的权威已不是远古所想像的人与物，而是个抽象得令人敬畏的“天”。孔子自己认为天“知道”并且“赞许”他的事业。在中庸那书里，宇宙的一贯道理说得明白：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蚊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心目中有了这个大自然的图案，我们当继续看孔子所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这是人之性善或性恶大辩论的起点。中国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曾费了不少心思，我们将不久回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与科学思想很有关系。